趙超構致劉秉麟手札

       今年盛夏的一個夜晚，溫州藏友金順仁兄發來一幀趙超構手札圖片，囑我一辨真偽。手跡如同人的容顏，它會伴隨歲月的成長而發生變異，同時也會烙上人際過往與世事滄桑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。我挪過臺燈，細看筆跡，發現與我原本熟悉的趙氏手跡相差甚遠；但凝視良久，又見那字體猶如魔塊般幻動，隱約透發出一種久違罕見似曾相識的眼熟。
       我翻找出收藏的趙氏手跡逐字逐句反復比對，并與上海趙超構女婿陳舜勝教授一同核實，最終確定此函屬趙氏青年時期手跡。這是目前發現的趙超構存世最早的一封信函，它填補了趙超構青少年時期手跡的空白，對研究趙超構有著及其重要的文化價值。
       信是隨意寫在一張活頁練習簿上的。尺寸大小，長21厘米、寬26.7厘米；右起，豎行，鋼筆字。趙超構的大學同學繆天華曾在散文《超人和逸庵》中談過趙氏筆跡：“他寫的字，字體向右邊傾斜，自然是潦草的，但尚可辨認�！�我父親常常罵我，說我的字是短命字�！�他這樣對我說，承認自己的字很差，不敢拿出來給人家看�！�

       信箋上的字略顯笨拙，帶有幾分稚氣，果真“向右邊傾斜”。經辨認，內容如下:

秉麟師：
       茲呈上“推克諾克拉西”一稿，未審能合商務之用否？內容系根據各原書編成，終以學力所限，支離破碎，難可成章，尚乞我師痛加刪削。編此并無別意，僅欲介紹該理論之一二而已，惜關于功能諸點，創唱（倡）者亦未脫神秘色彩，故未敢妄加按斷，只就所理解者引釋。批評自有嚴正學者在，非淺薄如構者所能也。構流離滬上，窘迫不堪，始敢冒瀆，如我師稍加援助，濟以膏火之資，則感德無已矣！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受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趙景熹敬上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五．九日

       落款景熹，乃趙超構學名。為當年浙南文成老家龍川“趙同春私塾”先生徐更卿所賜，一直沿用至中學、大學，最終成為他的筆名之一。收信人秉麟，姓劉，趙超構大學業師也。

       據史料介紹，劉秉麟（1891—1956），又名炳麟，別號南陔，尊稱“南陔先生”。湖南長沙人氏，為我國現當代著名經濟學家。他八歲進私塾，師從章士釗。出版的代表作有《經濟學原理》《李斯特經濟學說及傳記》《近代中國外債史稿》，譯作有英國經濟學家亞當·斯密的《財政學大綱》等。他與中國公學頗有緣份：年少離蓉赴滬，在此就讀中學直至大學預科；1917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后，又于1919年返校任教務長；1920年往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深造，歸國后又重返學校任教授，并一直擔任中國公學商學院院長。
       劉秉麟還是中國經濟學社理事，經常奔赴南京出席財政會議，并參與了中華民國《工商法》的起草和制定。他除了在中國公學就任教職外，1926年后還擔任了商務印書館法制經濟部的編輯，曾與何炳松合編“社會科學小叢書”；與馬寅初等名家被任命為“大學叢書”編委會委員，這個委員會是當年社科領域“最具權威性的半官方最高學術領導與決策機構”。
       趙超構年少時不是一個好學生，學業平平；因受學潮影響，他在溫州中學提前退學，連高中文憑也沒拿到手。1928年他經日本作短暫的游學后，一直流轉上海、南京等地尋求繼續深造的機會。中國公學是一所民辦公助的大學，錄取新生較為寬泛，不受高中文憑等條件限制。1930年秋季，趙超構如愿考入這所大學，與有“小陳毅”之稱的儒將陳沂、臺灣著名作家繆天華、溫州愛國民主人士王思本等都成了同校的同學。
       趙超構上大學期間，正是中國時局之多事之秋，內憂外患；校內各種勢力派系林立，風潮迭起，教學秩序十分混亂。他攻讀的是政治經濟學，幸運的是成了劉秉麟、羅隆基等名教授麾下的門生。趙超構的學業長進明顯，尤其是對所學的專業政治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在校期間，他就開始撰寫有關經濟類文章，試著向《申報》“經濟�？�”投稿，相繼發表了《英美法之貨幣戰》等經濟述評，同時他又在《工商半月刊》《銀行周報》等刊物上發表了《世界經濟會議蠡測》《世界經濟會議所應取之對策》等經濟專論。

       函中談到的“《推克諾克拉西》一稿”，應該是趙超構編撰或翻譯的論稿�！巴瓶酥Z克拉西”（Tecbnocracy）是一種經濟學說，為美國地方技術師斯密斯（Willam H.Smyth）于1919年創造，主張“一切工業，應交給一般優良的專門家管理，以免被少數資本家專有私利”。1929年10月美國證券風潮發生后，經濟即陷于空前的大恐慌，倡其說者司各脫（Howand scott）提倡用“推克諾克拉西”來“救濟美國今日失業工人日多的危局”。一時間，世界各地的報章雜志都在討論這種學說。
       此時的趙超構將自己閉關在出租屋里，閱讀了大量的經濟學書籍，對“推克諾克拉西”學說頗感興趣，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。他編撰“《推克諾克拉西》一稿”，正如他在信中所說的：“編此并無別意，僅欲介紹該理論之一二而已，惜關于功能諸點，創唱（倡）者亦未脫神秘色彩，故未敢妄加按斷，只就所理解者引釋。批評自有嚴正學者在，非淺薄如構者所能也�！�
       該手札僅有日期，未注明年份。根據趙超構大學履歷行跡分析，年份應該在1932年。是年上海爆發“一·二八”事件，吳淞中國公學校舍遭日軍炮火炸毀，校舍、圖書、儀器設備被毀壞殆盡，被迫延期開學。趙超構“流離滬上，窘迫不堪”，成了實足的“流亡大學生”。
       其間，他在“各原書”的基礎上，再結合自身學習體會編撰了“《推克諾克拉西》一稿”，并于5月9日向業師劉秉麟投稿，以期在商務印書館刊行。一方面不至于荒廢學業，另一方面賺點外快，以減輕家庭之負擔。他在信中向老師坦言：“終以學力所限，支離破碎，難可成章，尚乞我師痛加刪削”，“如我師稍加援助，濟以膏火之資，則感德無已矣”。寥寥數語，足見其迫切及至誠之心矣！
       年僅23歲的大學生趙超構，利用課余編撰“《推克諾克拉西》一稿”，這應該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殊不料“生不逢時”，結果竟然不了了之。是業師劉秉麟撒手不管不予“援助”嗎？非也。
       究其原委，不外乎兩種可能：一是5月份以后，中國公學風潮不斷，校內秩序幾乎失控，作為校董、教授會執行委員之一的劉秉麟，忙于奔命，已無暇顧及受業之托——6月1日，陷入風潮難以自拔的劉秉麟在《申報》刊登啟事，宣告辭去中國公學校董及教授之職，即為例證。二是自“一·二八”事變以后，他擔任編輯的商務印書館及印刷廠慘遭日機轟炸焚毀，業務慘淡，大部分人員面臨解雇遣散（包括他本人），他即便有心“援助”，也已力不從心。

       趙超構“論稿”刊行之事，就此作罷。除此信函外，趙超構再未提及此事，也未有“秉麟師”見諸文字。同年8月，劉秉麟經同事好友引薦，攜眷帶口赴湖北武漢大學另謀高就。先當經濟學系主任，后又接替楊端六兼法學院院長，一度代理武大校長，最終留任于經濟系編譯主任。他在武大度過后半生，幾度沉浮。卒于1956年，享年65歲。
       劉秉麟有給趙超構復信否？趙超構與他后續是否再有交集？“《推克諾克拉西》一稿”今又何在？這一切，都成難解之謎。文化名人身后的謎團，在歷史寂寥的天空里總是顯得那樣從容不迫，且難以捉摸，時間永遠是尋找真相或打開答案最可信賴的“金鑰匙”。
       金順仁兄發手札圖片給我的時候，該手札正在孔夫子舊書網“墨箋樓”書店火熱拍賣。當我上網時，發現這封小小的信札，從50元起拍，已一路攀升至2500余元。金順仁兄有收藏溫籍名家手札之癖好，也參與了拍賣，但這次因價格偏高，內心猶豫而遲遲不肯下手。這封在市場上罕見露臉的趙超構青年時期手札，最后又將花落誰家呢？